1978年 知青返城从版纳开始 3

    博士后毕业回到昆明工作后，禇嘉祐曾数次回到插队的傣族村寨。“直到现在，我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傣族话，寨子里的老老少少至今仍把我当做他们自己的摩雅。”说到曾经插队6年半的傣族村寨，禇嘉祐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时间过得真快，回首在农村插队那段岁月，竟恍如昨日。回头想想，插队生活真的是我人生中一段特殊而宝贵的经历，艰辛、磨难、沮丧、激情，都真切地体验过了；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艰苦、什么叫磨难。”

    回忆当年的插队生活，禇嘉祐说，客观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整整一代人的学业被耽误，生活、事业被影响，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做。如果不是当时的历史限制，知青中可能有许多人会更早地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杰出的人才。但经过这段磨砺，一代人被锤炼出来，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与没下乡插过队的人相比，他们处理事情的能力更强、待人接物更加稳沉、有更强的忍耐力。这就是这段历史留下的烙印。

    162万知青插队云南边疆

    据相关资料记载，1968年2月21日，首批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历经14天的长途奔波，来到紧邻中缅边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大勐龙东风农场疆锋农场插队，并把户口也迁到了农场。以后陆续到达云南的北京知青共计8000多人。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布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1969年到1971年间，又有大批上海、成都、重庆和昆明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被分配到云南边疆地区的农场和少数民族村寨插队落户，成为知青，他们当中最小的年仅14岁。

    到1978年底云南知青大返城时，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和昆明5个城市的知青总数达到162万余人。据粗略统计，“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在2000万人左右，涉及1946年～1955年整整10个年头中出生的城镇学生，连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合并计算，全国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关联的人数约1亿人。

    史海回眸

    几个月内千万知青返回城市

    30年前，西双版纳知青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行10年后暴露出严重的社会问题：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让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也认为“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1978年10月，西双版纳知青联名书写了3封公开信给中央领导，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短短两月，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

    但同时明确规定：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这个消息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恰恰此时，一名上海女知青因怀孕难产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数千人游行。

    12月27日，西双版纳26名知青代表到北京请愿。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派出调查组南下，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们的要求。

    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同年2月，国务院出台规定：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知青回城；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由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允许回原籍社队。

    此后，知青返城风潮迅即席卷西双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垦区，上千万名知青在短短几个月里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